杨文西

在公司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每天的工作就像长大了嘴的鳄鱼，恨不得把你全部的时间吞噬进去；在中介公司的人特别明显：律师、审计、咨询、投行；除了客户的需求，还有老板的，还有监管机构的，多重压力下，每个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天到晚忙得焦头烂额。我的意思是：

没有一个人会像一休那样，对老板、对客户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会儿。”

一休是我见过最值得推崇的中介机构的榜样；所谓服务业，帮助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都应该对照着一休看看自己还缺少什么。

首先是智慧。现在的中介机构多照着程序走，拿着几本教科书，从上到下把程序走一遍，给客户提出解决方案，这根本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流程下，不加班才怪。一休哥给我们做的示范是，先要了解情况，然后盘腿思考（最好蘸点唾沫涂在头上转圈），想好方法之后，找新佑卫门实施。问题解决，关键是动脑子。

其次是人际关系。如果没有新佑卫门，一休的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新佑卫门是什么人，是政府衙门里的人，关系很重要，找对人很重要。

最后是良好的心态。一休跟我周围一些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心态良好，有些人一旦有点事就跟天要塌下来一样，四处抓人，好像不在半小时之内解决寿命就会缩短十年。我们向来看见的是新佑卫门急得要死，而一休只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休息一会儿再说。难道休息十分钟地球就会停转？可笑之极。有句话叫“急急忙忙，惹人笑断肠”，而我们的工作正日益变成这样，似乎不着急就不敬业。而事实上，最后的报告一拖再拖，解决方案拖后几个月正常得很，但过程中为什么那么着急，给人那么多压力就不知道了。

如果我做了老板，我希望有一休这样的员工。现在我希望有个一休这样的老板。

最近韩寒的几次言语都说到点上了，有人不喜欢任志强，我也是，但如果两年前大家听了任志强的话，现在就不一定还得愁房价了。但是政府的相关人员却是一直在劝大家不要着急。在之中，政府得到的好处太多，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无法理解。

最近接触了很多这类事情。某某政府，就是一个小城市，花了约15亿的预算盖了个艺术中心，付不起钱，就拿上千亩的土地当做工程款给建筑公司。这里的土地跟上海有点相似，差不多100多万一亩。韩寒问，为什么130万一亩的土地出让款最后只有30万补偿给了农民，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的是，政府垄断了那么多企业，那么多资源，除了修越来越贵的楼，都干什么用了。而且为什么还要占有更多的资源。最近广州要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人民群众不同意，政府一会说不建一会又说坚决要建；这事跟之前的厦门化工厂一样，都体现了一个问题。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个内部矛盾越来越锐化。三个代表，只是说说而已，目的就是戴三块表。

现在中国表面的和谐下被压抑的不正义太多了，你说，我这是站在党这边还是人民这边。

发了几天烧，吃了各种药
嘿，好了！

长假以后感觉北京的人比之前多了，地铁比原来挤了，路比原来堵了。上班打个车在路上等待的时间是1个小时十分钟。客户给我们安排的地方也一次比一次小，8平的地方挤了6个人办公。北京是不是要发疯了？

一去客户那上班生活质量就直线下落。6点下班，顺利的话7点半才能到家。吃顿饭，8点半。洗个澡，就只能准备睡觉了。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也一年比一年苦。要为各种不合理的要价买单，还得为各种不合理的观念买单。

日。

这些天被家具搞死了，完全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家具还不像衣服一样能试，看着买回来不配，运到家里才开始为了颜色和造型担心。其实最好的配色方法就是全一个颜色，或者暖黄+黑+木，无奈我们偏离了各种风格，受制于开发商给的精装和我们纷繁复杂的头脑。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美丑先不论，整个弄完之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房子。

这几天选购了一个沙发，一个衣柜，一张床。

基本上，北京市面上的家具式样，都知道了。

基本上，家居杂志的那些家具都知道在哪能买了。

Jesus, Who’s Got Time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有时候在办公室一抬头，发现一具具灰色的尸体在移动，一根根长条实木，移动在被灯光而不是日光照亮的狭小空间，这空间被一个个格子隔开，约摸只有2米高。这一具具木头的尸体，在这样的空间里，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与你发生活人与活人之间的关系。

大傀儡与小傀儡。在命令的丝线下，被摆出各种造型，打电话的语言、坐着的方式、穿着、走路，都像在演绎一出被策划好的等待戈多的没有结果的单调重复的长戏。我们是演员，被导演了一出谬剧。权力与金钱，被蒸发在空气之中，弥漫整个房间，是我们为之工作的致幻剂，LSD。偷偷抱怨，叹气，从耳朵最为细小的针孔中穿过；针孔般的尖叫，有着将石头刺穿的力量却没有抵御迷药的生理能力。

我们需要什么，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却也忘了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被牵着走过的每一个路口看似通过自由的选择实际却由路牌上文字的褒贬感情所规定，每一个转弯看似由我们而实际由他们做出选择，被精确安装在闪着金光的机器之中，成为某个精力充沛的野心家的收藏。普通人，拥挤的信息，通货膨胀，这些鞭子打着我们，淹没在浩瀚的海洋中，不知疲倦地迎接一个接连一个的巨浪，却不知为何生于土地而葬生于最为肮脏的海域。等老后回头，原来土地在一边，我们挣扎来挣扎去的大海只是一片只能淹没到腰部的水塘，而我们却为之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和气力。

是的，那个导演在水塘边继续放着催眠的音乐。我们不是演员，只是观众眼里的小丑。甚至与动物园内供人观赏的动物一样。有一天会病死在笼子里。

罗素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关于工业社会引入的“竞争”、“发展”、“进步”的观念有害的观点，因为竞争的西方传统，加深了人类对于权力和欲望的不加控制，从而将人类整体引入了无休止的疲惫的争斗之中。从这个观念推导出来的社会的道德标准以“效率”为首要的要件，按照这样的道德标准：“成功的定义就是赚大钱。据此，年轻人上班迟到是可鄙的，即使他迟到的原因是为了送孩子去看急诊；然而，在关键时刻搬弄是非，中伤竞争对手却不被认为是可鄙的事情。这个道德标准要求人们勇于竞争，刻苦工作，严格进行自我控制。它导致的后果是使那些体质不太强壮的人产生消化不良症和无以言表的烦恼。”

这种道德标准把人类引入歧途，“工业社会自上而下的人们都具有一种性格特征，即紧张感，它的产生归因于人们的本能受到的错误的导向。”

在他看来，懒散是一个美好的品质，人应当按照天性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应该在权威的观念下被像陶土一样任意塑造成各种形状。后者使得人类始终生活在压抑与苦闷之中，无法得到解脱。竞争制度“本应该使生活更加轻松悠闲，但实际上它却把生活变得更加忙乱。”这很显然与人类生存的目标背道而驰。

人类所应该具有的“快乐的天性、友谊之情、知识、审美的享受”在工业社会被代之以“紧迫感，老板之情，工作为目的的知识，肤浅的娱乐”，在他来看这完全是一种自取的烦恼。普通人完全可以每天工作4个小时，创造出自己够用的资源，然后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业余爱好。罗素对于功利性的科学研究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他认为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赫兹，都是因为兴趣而去研究的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出于功利目的的研究无法发挥个人的潜力，因而无法成就什么太大的突破。而兴趣的培养，在工业社会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闲暇的时间，以至于到了人老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无法找到除工作以外的事情去度过余生，这是一件悲惨的事。

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是那个时代很普遍的事，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似乎没有被联系上咱们现代的生活状态，在一个不加班就是不敬业的时代，我们的生存状态多么可怜。

这两天喝多了，在家里到处都是酒席，大家忙着赚钱喝酒，其实没有什么闲暇去想形而上的东西。什么是形而上的东西，所谓的“人权”是不是形而上的东西？

在一个歌舞升平的年代，当所有的消息都是正面消息的时候，我必然觉得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我所面对的现实，现实有没有那么美好。从我们村镇来看，矛盾存在着，生活继续着，人民群众喜怒哀乐依然有，但是小地方的人的忍耐能力是很强的，有吃有穿，撑撑面子怎么都能过。

有人在喊这个，喊那个，他们喊的的确是个问题。当一个社会都是正面消息的时候，从概率上讲，我多少倾向于去反对一些东西。我们的稻子黄了，但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么？

今天厂里“待匠”，常州人的发音很怪，叫dai xiang，都读第二声。以前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最近才明白过来，叫匠人来造房子，请匠人吃饭喝酒，都叫“待匠”。以前有一套很繁琐的风俗习惯，现在我们这基本上只是在房屋“上梁”的时候，请人吃饭喝酒。

上梁就是上房屋正梁，这被认为是建屋子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与上梁相关的另一个词是“抛梁”，在网上搜到关于待匠的这样一段描述，讲的是江南抛梁的习俗：

“上梁时，匠人站在抛梁台上，手托方盘，向下抛馒头、方糕、铜板，第一把一定要抛在东家的红地毡上，接着抛向四方。这时，鞭炮齐响。匠人边抛边唱“抛梁歌”：

脚踏扶梯步步高，手搭廊檐节节高，抛梁馒头抛梁糕。馒头抛到东，东天日海金龙；馒头抛到南，南极仙翁王老星；馒头抛到西，西天金鸡啼；馒头抛到北，东家先买田来慢造屋。”
众人嬉闹抢拾，称为“抛梁馒头抛梁糕，啥人拾着啥人要”。抛梁匠人下楼梯将要落地时，往地上抛洒一把铜钱，称“金钿落地，状元出此地”。

还有一段讲的是待匠的习俗：“东家招待工匠极为热情诚恳，至少要请三次待匠酒：第一次是开工酒，作头师傅带几个木匠锯一根大梁和二根中柱，便算是开工了。第二次是上梁酒，上正梁之日，东家隆重设宴招待。第三次是完工酒，新屋落成时设宴以示谢意。整个建房过程中，东家均要用好鱼好肉好烟好酒招待工匠和帮工，光饭桌就要摆十来桌，吃喝开支在建房中占了很大比重。”

古代在“抛梁之前”还有一些祭祀之类的仪式，祭鲁班之类，现在都已经废弃不用了，只是抛梁的传统还是保留至今，今天我们就抛梁了。图个吉利。

前天北京又有子曰演出，塔福勒几乎一场不落。从豆瓣上看，在上海顶楼马戏团很受欢迎。在北京，子曰很受欢迎。顶马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朋克都是娘娘腔”，然后翻唱的那首imagine，我在大概两年前听的，那时候其实他们的《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已经发行3到4年了。后来一些报刊杂志上发了一些陆晨的访谈，我感觉，这是个有想法的人。但也许是我的趣味伤害了我，后来我不怎么听了，后来那张《蒂米重访零陵路93号》的封面改的是bob dylan的《highway 61 revised》，也就是bob dylan改行插电给传统民谣以重磅一击的那张，从这张封面我们多少能看出顶马的趣味，人们以为他们要搞民谣，结果他们偏把民谣变成朋克。也许他们根本不想去赞成什么，从朋克都是娘娘腔往后，他们又说民谣也是娘娘腔，这绝对是一种朋克的姿态。所以对他们来说，音乐本身也是娘娘腔。

从我不听顶马的结果来说，我可能是个伪君子或者老人，倾向于不带攻击性的旋律和歌词。而他们是带上面具的小市民，真正的上海小市民听的是周立波，还有滑稽戏，把陆晨捧起来的是小资们。陆晨的另一个身份，据说他是个公务员，跟他的音乐形象是怎么也合不到一块的。小资们的内心，跟他们从事的工作是怎么也合不到一块的。这给了他们相互温暖的理由。

顶马让人想起来以前的苍蝇和舌头，尽管相比之下，顶马的姿态更加血腥，赤裸，恣意；张晓舟的一篇文章写道：“从前苍蝇乐队之脏、NO乐队之脏还都盖着文艺的手纸，而顶楼马戏团的脏是铺天盖地遮云蔽日。”这种脏对应了上海人的优雅，对应了周立波，余秋雨这些走上主流台面的上海名人让人略觉发腻的优雅姿态。是上海文化两种极端的表现。

我个人不喜欢这么极端的形式，正向我对上海这个城市交织了复杂的情感，它对我有种天生的斥力，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却不是我的故乡。几年前我经常去听二手玫瑰，现场也很三俗，听得多了，也不听了。说来说去，这就是一篇反映个人喜恶的部落格。

1，原来说新闻联播前十分钟是领导们很忙，中间十分钟全国人民很幸福，后十分钟外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我还是不明白有些新闻的选取标准是什么，比如我听见世界上的飞机时常在北京时间19点20分左右坠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战火不断，美国人民深陷经济崩溃的泥潭；但今天最后一则新闻是：波兰导演波兰斯基因为三十年前的案件被捕。

说实话，我原以为这样的新闻是在国际时讯里才有。因为前面刚看完某某领导人出访某某国家，结果就看见波兰斯基在某某国家被捕，这样的组合实在是有点让我逻辑崩溃。

2，看蔡明亮的几部片子，看完了《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看到《河流》有点看不下去了，慢而阴沉而略显沉闷的画面，看得人心里很不舒服，需要过几天再回想看能够记住哪几个画面。我一直想写一下看贾樟柯的感受，那是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贾樟柯的电影的主线，就是反映在社会变迁产生在各种人身心上的变化，从《小武》到《二十四城记》，他一直有一个纪录片的野心。他说的很对，张艺谋这些导演，他们最初出名的剧本是根据当时的小说改编的，是通过一种追随文学的方式去把捉时代。到后来他们追赶好莱坞的步伐，不管是出于被迫还是自愿，最近的张艺谋让我想起了古典时代的宫廷乐师，想起《莫扎特》里面与莫扎特演对手戏的那个人。

3，觉得自己的记忆能力急剧下降，看过的书不出两天就能全给忘了，有时候一个名字到了嘴边，死活叫不出来。那天想着打斯诺克的梁……梁什么来着，梁汉文，梁思成，就是想不起来，现在又给忘了，梁什么来着，输给奥沙利文的那个。

最近买了把吉他，别人都说先爬一个礼拜格子，我决定先爬一个月格子。我记得我讲过庄子的故事，说王叫庄子去，让他画个螃蟹，庄子说，给我两年吧，你给我准备好吃的好住的，我给你画个螃蟹，过了两年，王去找庄子，庄子说，不行，再给我两年吧，给我准备好吃的住的。就这么拖着，过了十年，庄子在王的面前铺开画卷，一笔，画出了一只完美的螃蟹。

鉴于此，我决定，爬十年格子，请你们给我准备好吃的住的。

喜妇儿突然说要买个古筝，我们就去新街口买了个古筝，买古筝的时候顺道，买了个吉他。虽然我们俩音律不通，但在拥有乐器上有着同样的热情，到时候如果热情消退，就把这两样乐器跟鹿头一样挂在墙上，以彰显原来作为猎手时的勇猛。

我也做了两句诗做贺：

“有了古筝和吉他
   我们演奏向阳花。”

奉上一曲谢天笑的《向阳花》：

鄙视你！

没有鼻炎的人无法理解有鼻炎的人的痛苦，受点风寒，鼻子能不通长达数月。我是不是说过，普通鼻炎有个显著特征，就是平常只有一个鼻孔能出气，往往无法控制是哪个。告诉你们个办法，侧躺着睡的时候，准是在上面的那个鼻孔能通气。

我上学那会被鼻炎和牙齿折磨了很长时间，苦于小地方没有明白医生，被庸医所害，后来进城才把问题解决得稍微好点。小地方就这样，医疗水平差就随便瞎治。

那天看中央台小崔说事，说到医改，说到一个哈佛案例，一共有100个人得了病，有50个人需要2颗药丸才能治好，一颗没用；另外50个人只需要1颗就能治好。一共只有50颗药丸。说怎么办？

有个傻小伙子，说为了公平起见，应该把50颗分给那些需要2颗才能治好的，一人一颗，于是100个人能够公平地死去。这是我听到的最有创意的答案。其他有说把50颗给50个一颗就能治好的人，那样能够多救人。还有那个台上说的哈佛教授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每个人平均分0.5颗，然后让那100个人自行去谈，自行去交易。

如果把这些想法分下类别：哈佛教授给的方法是标准的自由市场的做法；说50颗就去救那50个人的，是理想社会主义的做法，我多少觉得很多年以前的中国，会有人跳出来让这么干；让大家公平去死的傻小伙，那是极端宗教的做法。

效率的角度来看，救50个人的那种方法简单粗暴，但是救的人最多；公平的角度来讲，都死掉最公平。而自由市场制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把“公平”这个无法量化的衡量标准转化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以此意愿来达到社会的公平，这是一个有效而又不会犯众怒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问题只在于，随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累积的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最后很可能导致只有25个最富有的人活了下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穷人除了出让自己手里的0.5颗药丸外，别无其他选择，他手里没有其他可以去跟人交易的筹码。

这是另一种不公平。富与穷总是大不相同。

如果你相信命运，其实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抽签。既然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公平如此难以达到，是不是把一切交给上帝处理也是一种方法？好像在国内政策性房子的购买上就有用抽签方式的，然而被权力腐蚀了，其实在某些时候，这也是不错的一种分配的方式。

是不是都是教游泳的？

晚出生几年的人一定感觉什么都没有赶上趟，赶到我们这波，上初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免学费，等我们上大学了，初高中免学费了，大学开始收学费了。工作的时候前两年很辛苦，加班费很少，等工资稍微高点，想挣点加班费的时候，赶上了经济危机，加班费取消了，工资降了。之前早生几年的那波人几十万几十万地拿了钱走了，我们累得半死还不落好。

前几年房价没涨的时候工作了两年的人都买房了，我们晚出生几年，房价涨上来了，工资降下去了，压力变大。CPA从5门变成了7门，审计书从80万字变成了100万字。

你看，干什么都得趁早。

今天去家乐福买了辆车，小白也算有伴了，这辆车号称是意大利名牌，实际上产于天津。它带有变速和登山功能，前面能变，后面也能变，但是不像小白那样，天生带个铃铛。据说是因为这个家乐福位于四环以里，而四环以内禁止鸣笛，所以所有的自行车铃铛都给卸下来扔修车的那去了。

这辆车花了我300大洋。未上保险。车内饰还没做。我试了一下，从0公里加速到100公里需要一辈子，最高时速估计能达到40公里每小时。很刺激。我不准备拿它跟任何东西相撞，小时候我拿自行车跟摩托车撞过一次，完败，头顶缝了一针，至今仍缺一块毛发。以鸡蛋撞石头，自行车撞摩托，摩托撞smart，smart撞飞度，飞度撞奥迪，奥迪撞东风，东风撞动车，都需要很大的技巧和勇气。

新买的车没有安全带，每次上车后我都习惯性地头偏向右边，手往右肩膀处找安全带，没有；我松开手刹，踩下左脚离合踏板，变速器加上一档，右脚离地，轻踩右脚油门，车便顺利行驶上路。这车没转向灯，所以我想打左转向没打成。

现在家里终于有了两辆车，有了车以后空间减少了，车位挤占了我们阳台和厨房的位置，我们的阳台和厨房够大，作为两个车位来讲，还是绰绰有余的。离家不远处有个专门洗车的，我打听好了，洗车一次是10元，打辣另算，改天我给俩车都拉过去，要求师傅给洗了，打上辣，撒上盐和味精。

新买的车是个红色跑车，后座能带个人，与小白寸有所长，吃人嘴短。

中午突然来了一场雨，就看着云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向天空的中心聚拢而去，风从四面八方涌来，灰色而厚重的云把除了地平线以外的地方全部遮掩住，像有人拉上了老天的窗帘，紧接着，雨就下来了，在风的带动下，雨四处飞溅，打乱了行人的步伐。雨下得很没有规则，没有沿着一条特定的路线行走，全凭自己的感觉，下到窗台上、衣架上，人身上。下得中午异常凉快，在屋子里呆着感觉整个人在空气中洗了个透亮的凉水澡。

夏天快过去了。秋天快来了。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的步子不自觉地慢下来了。肯定有的人喜欢秋冬胜过春夏，春夏燥热，秋冬淡定。

离家不远的地方新开了一家台球厅，我的台球水平跟方向感一致，很烂，在台球和马路上上我学会了声东击西，寻找概率。很少有人能搞清楚我究竟在打哪个袋。这也是他们跟我打球时感到迷惘的地方。为了准备一个无聊的考试，我把很多娱乐放弃了，把很多压力放在脑子里，但还是懒得看那枯燥无味，没事找事的书，我真是越老越有自己想法了。

噢我的职业生涯是不是就此得做个重大的改变，噢生活，我的姐妹……

春夏季节很少看有人写出好诗，可能是蚊子多了。写不出好段子了。在电脑面前打一盘游戏需要忍受多少蚊子的叮咬啊，个中滋味，谁人知晓。

今天看豆瓣有人翻译bob dylan的《Positively 4th street》，翻成《绝B就在第四街》，把我乐烹了，全文如下：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625370/

秋天快到了，大雁又要去南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