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西

罗素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关于工业社会引入的“竞争”、“发展”、“进步”的观念有害的观点，因为竞争的西方传统，加深了人类对于权力和欲望的不加控制，从而将人类整体引入了无休止的疲惫的争斗之中。从这个观念推导出来的社会的道德标准以“效率”为首要的要件，按照这样的道德标准：“成功的定义就是赚大钱。据此，年轻人上班迟到是可鄙的，即使他迟到的原因是为了送孩子去看急诊；然而，在关键时刻搬弄是非，中伤竞争对手却不被认为是可鄙的事情。这个道德标准要求人们勇于竞争，刻苦工作，严格进行自我控制。它导致的后果是使那些体质不太强壮的人产生消化不良症和无以言表的烦恼。”

这种道德标准把人类引入歧途，“工业社会自上而下的人们都具有一种性格特征，即紧张感，它的产生归因于人们的本能受到的错误的导向。”

在他看来，懒散是一个美好的品质，人应当按照天性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应该在权威的观念下被像陶土一样任意塑造成各种形状。后者使得人类始终生活在压抑与苦闷之中，无法得到解脱。竞争制度“本应该使生活更加轻松悠闲，但实际上它却把生活变得更加忙乱。”这很显然与人类生存的目标背道而驰。

人类所应该具有的“快乐的天性、友谊之情、知识、审美的享受”在工业社会被代之以“紧迫感，老板之情，工作为目的的知识，肤浅的娱乐”，在他来看这完全是一种自取的烦恼。普通人完全可以每天工作4个小时，创造出自己够用的资源，然后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业余爱好。罗素对于功利性的科学研究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他认为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赫兹，都是因为兴趣而去研究的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出于功利目的的研究无法发挥个人的潜力，因而无法成就什么太大的突破。而兴趣的培养，在工业社会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闲暇的时间，以至于到了人老了退休的时候，他已经无法找到除工作以外的事情去度过余生，这是一件悲惨的事。

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是那个时代很普遍的事，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似乎没有被联系上咱们现代的生活状态，在一个不加班就是不敬业的时代，我们的生存状态多么可怜。